率不超过2倍

日前发布的资管新规进一步明确了资管产品的比例限制。业内人士表示，此项规定对于高比例的结构化产品产生较大影响，但较之前的征求意见稿有所宽松。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未来具有分级安排的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存续及新设，部分公司大股东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分级安排定向增持。过去银行和非银机构开展的结构化委外产品仍有发展空间。

结构化委外仍存发展空间

控制资管产品水平是资管新规的一大要点。资管新规规定，公募产品和开放式私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分级私募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140%。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落地的资管新规删除了原来“投资于单一投资标的私募产品（投资比例超过50%即视为单一）、投资、股票等标准化资产比例超过50%的私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的规定。

兴业研究表示，删除相关规定意味着未来具有分级安排的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存续及新设，部分公司大股东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分级安排定向增持。华创团队认为，过去银行和非银机构开展的结构化委外产品仍有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对分级产品的比例限制，使得过去通过信托做的3：1的结构化委外已然面临调整压力。同时，过去的结构性非标产品，包括私募ABS产品等也面临结构重塑的要求。

强调金融机构自主管理

此外，资管新规充分考虑了市场需求和承受力，根据不同产品的风险等级设置了不同的负债，参照行业监管标准，对允许分级的产品设定了不同的分级比例。资管新规规定，分级私募产品应当根据所投资资产的风险程度设定分级比例（优先级份额/劣后级份额，中间级份额计入优先级份额）。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分级比例不得超过3：1，权益类产品的分级比例不得超过1：1，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混合类产品的分级比例不得超过2：1。

上海一家量化私募人士表示，从资管新规来看，以后私募不能再通过5倍甚至10倍的超级放大投资风险和收益，同时从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影响而言，对固定收益、类固收以及非标准化产品影响较大。

同时，资管新规还明确，发行分级资产管理产品的金融机构应当对该资产管理产品进行自主管理，不得转委托给劣后级投资者。分级资产管理产品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对优先级份额认购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记者了解到，以前一些结构化产品中管理人只是名义上的管理人，即把实际上底层资产的投资决策权让渡给劣后投资人或者劣后投资人聘请的投资顾问。

您好！2016年5月推出的新版《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八条底线》中规定：
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倍数不得超出以下限制：
1、股票类、混合类资产管理计划的倍数超过1倍；为管理符合规定的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的股票类资产管理计划的倍数超过2倍。
2、类、固定收益类、非标类资产管理计划的倍数超过3倍。
3、其他类资产管理计划的倍数超过2倍。
以上规定旨在限制过分投机使风险急剧扩大，从而加大被管理资产的操作风险、增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防止2016年6月“千股跌停”的重演。

财务和经营。
财务反映息税前利润的变动对每股收益的影响，指标越大，财务风险越大。
经营反映销售量的变动对息税前利润的影响，指标越大，经营风险越大。

融资型分级：份额= (A份额份数+B份额份数)/B份额份数
净值=(母基金净值/B份额净值)×份额
价格=(母基金净值/B份额价格)×份额

多空型分级：份额=约定系数（如2倍、-1倍、-2倍等）
净值=(母基金净值/B份额净值)×份额
价格=(母基金净值/B份额价格)×份额

指数型母基金实时净值 = 母基金昨日净值 x (1 + 所跟踪指数涨跌幅) x 仓位
融资B类实时净值 = (母基金实时净值 - A类净值 x A类占比) / B类占比
多空分级B类实时净值 = 1 + (母基金实时净值 - 1) X 份额

基金刚上市的时候，因为净值都是1元，所以初始份额和净值相同。但在母基金净值大于1元时，净值就小于份额，当母基金净值小于1元时，净值就大于份额。但由于A份额的折价或溢价导致B类份额溢价或折价，实际上我们要关注的是价格。以份额1.67倍的的信诚500B（假设净值0.47元）为例，当中证500指数涨1%，信诚500B净值可以涨0.011元，相当于净值涨2.3%，即2.3倍净值，而它存在溢价交易，交易价0.55元，因此价格为2倍。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认为，现在中国家庭债务风险被忽视了，监管部门应该将它跟企业债和地方债风险放到同等重视的程度上来。

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都在敲响家庭债务风险的警钟。2017年11月，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三季度中国去进程报告》指出，居民部门率依然延续上升趋势，从2017年二季度的47.4%上升到三季度的48.6%。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家庭债务课题组发布报告指出，2013年至2016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0.7%上升到44.4%，已经超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

这还不包括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如果将这些因素均考虑其中，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超过60%。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家庭债务报告执笔者宁磊表示，2017年中国家庭短期贷款远远超过中长期贷款增速，说明一些家庭持有的、银行储蓄、金融资产等流动性资产趋紧，需要借短期贷款补贴流动性。

与此同时，像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网络消费贷款以及大量没有牌照的网络小贷迅猛增长，且尚未统计到银行短期贷款中，若将其都统计在内，家庭的债务会更高。

房贷成为中国家庭债务的大头。近期，西南财经大学下属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报告调研了逾4万户家庭数据和12万家庭成员，发现工薪家庭平均总信贷需求额为26.5万元，其中房产信贷需求额为22.5万元。工薪家庭平均实际信贷额为12.5万元，其中86.3%是住房信贷。

可见，李先生和王小姐这样的买房负债群体，成为居民率飙升背后的重要推动力。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王梦雯表示，2017年3月以来，短期消费贷款同比走势大幅攀升，明显偏离稳中有升的零售额。按照社会零售额同比走势估算，2017年3月以来新增异常短期消费贷款金额约3700亿元，估计约有3000亿元流向楼市。

显然，这种变相“短贷长用”的行为，涉嫌违规操作。在冲击业务的压力下，商业银行普遍通过给个人直接授信等方式，来扩大城市居民贷款空间。相比住房抵押贷款，披着“新马甲”流入房地产的短期消费贷，存在更大的潜在金融风险。

“无债一身轻”的财务观念似乎正在转变，负债逐渐被人们接受，贷款买房、买车已较为普遍。有观点甚至认为，一个人从银行借的钱越多，财务自由度就越高，意味着这个人越有本事。
日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中腾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腾信)发布的《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家庭部门率(各年家庭贷款余额占GDP的比值)自2009年以来逐年稳步攀升，2017年9月底达到52.6%，而在2008年仅为18%。
尽管上述比值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60%以上的水平，也低于85%的警戒线，但是其增长的速度以及家庭负债的内在结构还是引发了业界和学界的关注。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撰文表示，家庭部门率高并不必然意味金融风险的暴露，但增速过快确实值得关注。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7月，中长期贷款占居民负债的比重达到74.7%。以房贷为主的家庭贷款结构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研究员张明表示，一二线城市中被迫以各种形式举债购房的年轻人，很可能是率最高的群体，未来这部分人发生家庭债务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在外界警示整体家庭债务存风险的背景下，工薪家庭还能不能负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谈到家庭部门率增速快时说，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稳健，同时又是高质量的。
这就意味着，对于工薪家庭来说，应合理消费，理性负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应充分了解客户，不能盲目放贷。对于监管者来说，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要协调好家庭负债结构，比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比例，房贷与其他日常消费贷款的比例。
与家庭部门率迅速攀升形成对比的是，还有不少家庭的信贷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获贷人群的失衡也凸显我国家庭债务结构不合理。根据报告，全国就业人口中有26%(约2亿人)为工薪阶层，由这些工薪阶层组成的家庭则是工薪家庭。在样本覆盖全国4万余户家庭的调查中，有10.1%的工薪家庭希望参与到信贷市场中，但仅有一半的信贷需求得到了满足。
工薪家庭似乎有负债的动力，因为合理的信贷可以促进家庭财富的增加。根据报告，主动负债的家庭(有生产经营负债、房产负债或投资负债)2013年～2017年财富增加39.4万元，而被动负债家庭(仅有教育负债和医疗负债)财富增加仅5.6万元。
工薪家庭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是其能不能负债的重要依据。根据报告，八成以上工薪家庭的资产、收入和消费都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而从线下调查和中腾信小花钱包的业务数据来看，使用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的工薪阶层客户，还款意愿较高，92%以上的家庭会提前或正常还款。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工薪家庭理性的信贷需求应该被满足，而由于传统金融机构很难完全覆盖这部分群体，新金融机构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